图说文革 50
"高帽子"
“高帽子”。俗称“尖尖帽”。流行于1966年下半年文革批斗高潮时。是一种长约30厘米到50厘米、纸糊锥体（下大上尖）空心的帽子，在批斗会时给被批斗人戴上。帽子上常写有被批斗人的罪名（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和名字。这种形式似乎源于1927年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与挂黑牌子一样，它是批斗会的一种道具，把被批斗人妖魔化为异类鬼蜮，不当人看待，对被批斗人进行人格惩罚性羞辱的一种方式。另有画花脸、喷气式（土飞机）等。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彻底打垮被批斗人的尊严，将其“斗垮、斗倒、斗臭”。虽然不是直接施之于肉身的肢体暴力，却已成为一种摧残被害者身心的刑具；其毁灭性更加甚之。有人就因为不堪其辱而以自杀维护尊严。
图为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通常批斗会和批斗会后的游街示众，都要给被批斗者戴上高帽子，挂牌子，打锣。有的还让被批斗人自己保管高帽子，方便批斗时随唤随到、随时取用。帽子高度一般半米至一米，少数两米。彭德怀戴过用铁皮和纸制作、高两米的帽子。马识途戴过一丈即三米多高的竹制帽子。据冀石记述，河北省深泽县一个农村 一批“牛鬼蛇神”的街头示众，戴的帽子高达1丈8尺，帽子用四根竹杆协助固定 在人身上。
图为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1998年任仲夷对当年拍照他头戴高帽子批斗照片的李振盛说：“你给我照的这张照片中的高帽子还不算是最长的（约1.5米），有一次在省委机 关造反团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一万多人的批斗会上，给我戴的高帽子比这个可长多了，还很重很重。造反派故意折磨人，他们给我戴上又高又重的高帽子，让你既抬不起头来，又不准让它掉下来。”
图为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被批斗。
被斗者大都戴过高帽子。一次，李先念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 ，一问，都戴过高帽子。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回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至于基层的“牛鬼蛇神”，就更普及了。
王任重被游斗以后，造反派还给他写了一幅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予以嘲讽。王仲方回忆他当时的心情：“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 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 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
经常出现群体戴高帽的现象。1966年8月5日至7日三天，复旦大学遭到揪斗的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8月27日中科院哲 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次批斗会，学部所属的各研究所之戴高帽者，共七八十人（其 中包括翁独健、钱钟书、陆志韦、顾颉刚），可谓壮观。
图为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帽子上还要搞花样。如在圆锥形的帽子上，配一对帽翅，或在帽尖上加一条长辫、一绺纸甚至一个纸蝴蝶。还有按官位区别的，成都的小官外加的是短短的两个圆翅，大官的长翅长到拖在地上。帽子经常有“就地取材”的，厕所纸篓、办公室 废纸篓和痰盂、浆糊桶甚至尿罐、尿盆、尿桶，都上了头顶。
图为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特制的帽子大都沉重或者形状特殊。1967年1月12日批斗张霖之，汾西 矿务局制作的60多斤铁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到一分钟，就把他压趴在台上。沙 河县委书记耿喜谦在农村批斗，戴的是13斤重的铸铁帽子。四川云安造反派的高 帽子，暗藏玄机：外观是纸帽子，里面是铁皮尖帽，帽里还塞有一二十斤的干泥， 有人记述：“这样两个小时戴下来，当官的脸上直冒汗”。
图为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福建省体委党组女书记李威被戴上抽掉竹叶的斗笠，斗笠上挂着死老鼠、死蛇 。红卫兵给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牛鬼蛇神”戴的是清代官帽、乌纱帽、博士帽。 帽子上面，常常用毛笔醒目地写着被斗者诸如“走资派”“现行反革命”“漏 网右派”等等罪名及姓名或口号。姓名通常被打上红×（表示对此人的政治否定或 “判决”：此人已被打倒），有的字倒写（表示轻蔑、敌视）。
图为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辽宁省新邱露天煤矿勒令各单位“牛鬼蛇神”去支援彰武县农场夏锄，给他们每个人发了秫秸编的遮阳帽，帽顶上用毛笔写上醒目的姓名与罪名，胸前别着白布条名签。1966年底北师大红卫兵到曲阜砸“三孔”，砸下来游街的孔子头部塑像，戴了一顶硕大的帽子，上写：“打倒头号大坏蛋孔老二”。
图为西藏地区的批斗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