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文革 46
1966年4月，邓拓、吴晗、廖沫沙因合撰杂文集《三家村札记》而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一时间，全国上下愤怒声讨“黑帮”的报道不绝于耳。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了给北京市委和妻子的两份遗书，小心地放到枕头下，然后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罹难者。邓拓的妻子丁一岚回忆说：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是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
图为邓拓。
吴晗全家遭受迫害，其本人及妻子、女儿均被害致死。
从1966 年下半年到1968 年3 月吴晗被捕入狱前，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被揪斗。红卫兵勒令他和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马路，并随时把他们揪去侮辱一番。在酷暑烈日下，他们把吴晗拖到马路上，让他在粗沙粒上跪下，吴晗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绝不向他们求一声饶，从沙粒上爬起来后，他的膝盖冒出了血珠。 图为批斗吴晗。
1968 年8 月，吴晗被捕入狱。吴晗被捕后不久，袁震就被送进“劳改队”。他们的儿子吴彰回忆道：
“妈妈身体弱不禁风，患有几种严重疾病，过去热天还穿棉袍子，现在却住在旧浴池里。她在那儿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妈妈的双脚瘫痪了。14 岁的姐姐每天骑车往返30 多里路去护理妈妈，干分配给妈妈的活，为了治妈妈的瘫痪，姐姐买来书和针，照着书在自己腿上练针灸，然后再去给妈妈扎。有时拔不出针来，妈妈就鼓励她：‘彦’别急，别急，你看妈都不怕’ 。后来，妈妈的腿居然奇迹般地让姐姐治好了，妈妈说，这不是女儿的医术高，而是女儿的心诚” 。1969 年3 月，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两个孩子高兴极了，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听说了，还特地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的最后一次晚餐。
当天夜里，袁震突然病发，大声喘气，孩子们立即把妈妈送进医院，但因为是吴晗家属，医院不认真抢救。第二天清晨，当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小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吃口稀饭” 。吴彰立即向医生哀告，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袁震难过得直掉泪，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吴彰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第二天，姐姐带我去太平间给妈妈更衣，看到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图为批斗吴晗。
1969 年10 月11 日，突然有人来接小彦和吴彰去看爸爸，姐弟两人一听非常高兴，以为允许他们探监了呢，没想到来人对他们说：“你爸爸早晨死了”。他们问来人：“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两人放声大哭，连在场的医生也都掉了眼泪，可是，正在这时却走出一个人，对他们大声训斥道：“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的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你们负责！”就这样，连死去的父亲也不让看一眼，只让他们拿回了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
由于受到过度刺激，小彦一度精神失常。1975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小彦十分愤慨，曾多次找当时的有关当权者，责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你们应该拿出结论来”。“四人帮”一伙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走的那天，她刚动过阑尾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的证明。吴彰在回忆当时情景时写道：“姐姐呼喊着邓伯伯（邓小平）的名字被押入牢房，他们又给她带上脚镣，阑尾炎痛就给她止痛药吃，哭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1976 年9 月23 日，当时只有22 岁的小彦含冤死去了。
图为吴晗与夫妇和女儿。
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196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文章，占了几乎整整两大版。7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提到他：“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毛泽东7月21日的谈话不通顺，但是意思清楚，就是要更多的人来“斗”翦伯赞。而当时的“斗”的意思，就包括语言文字的攻击和人身的攻击。
翦伯赞在各种“斗争会”上遭到“斗争”，低头弯腰，胸前被挂黑牌，还被放在马车上“游街”等等。他不但遭到打骂，而且受尽侮辱。1966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到清华大学砸东西打人之后，又来到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红卫兵撕毁了翦伯赞家里的画和书，封了翦伯赞的书房。深夜回到市内中学校里，他们还兴奋地向同学形容他们怎么训斥翦伯赞，模仿和嘲笑翦伯赞恐惧畏缩的样子。
仅仅《北京大学纪事》所记（这本书对文革的记载并不详细），1967年翦伯赞在万人大会上被“斗争”的有两次。一次是4月4日，一次是5月16日。“斗争会”上，被“斗”的人都站在台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当时把这种姿势称为“坐喷气式飞机”。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燕南园家中。
翦伯赞(1898-1968)，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象时，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898年4月14日生于桃源。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8年11月，他与郭沫若、侯外庐等离开香港，次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在文革中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冲击文联时，在文联大楼里，为首的学生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那人答：“我不是总负责人”。学生问：“那你是干什么的？”那人答：“我是戏剧家协会的”。学生问：“你叫什么？”那人答：“田汉”。学生群中一片哗然。问话的学生厉声说：“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帮头子？站起来！”田汉站了起来。那学生骂道：“瞧你这副养尊处优的猪像！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田汉惊愕的看着面前的学生无言。几个学生齐声怒吼：“老实交代！”田汉说：“原《义勇军进行曲》, 现在的国歌歌词是我写的”。问话的学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头好，另外几个学生赶紧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这才一时解了围。只见刚才被噎的学生抄起地上的一个藤条编的垃圾篓，窜到田汉身后的椅子上，一扬手把藤篓扣在田汉的头上，篓里的垃圾、纸片、碎屑顺着田汉的头往下掉。田汉两手拚命往上推藤篓，想把头挣脱出来，后面站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使劲往下拍。那藤篓带有锥度，口大底小，下到一半就下不去了，只见往下拍的双掌握成了双拳，像抡刀斧一样往下砸。随着藤篓的变形和破裂声，有丝丝的血迹渗出来，淌到田汉的短袖白衬衫上。
田汉先生于1968年12月背着叛徒特务的罪名，惨死在301医院。
田汉(1898—1968)， 1932年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他与聂耳、洗星海、张曙等合作创作了大量歌曲，其中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曾广泛流传，《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国歌。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剧协主席和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创作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及整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
图为批斗田汉。
作家赵树理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59年反右倾时因替农民说话遭到批判。1964年贯彻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时再遭批判并被逐出北京，下放山西，就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宣传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8日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决定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周扬树立的黑标兵”赵树理，随后即遭到长时间的残酷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次日《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批判赵树理的三篇文章。被押着游斗几乎游遍山西城乡。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引起腹腔发炎。一次被从三张桌子重叠成的批斗台上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隔离审查”，此时他已病重，生活不能自理，仍于9月17日被押到太原最大的湖滨会场批斗。批斗中昏倒在地。仍押回囚室关押。22日病危，专案组才批准送医院抢救。23日凌晨含冤去世。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山西沁水人，建国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周扬在这条黑线中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被认为是“总头目”“祖师爷“”代表人物中的代表人物”。周扬是文艺界的大人物、重量级人物。对他的批判成为文革中的一出重头戏。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有绮影、谷扬、周苋等。湖南益阳人。建国后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文革初受到政治性批判，并被监禁。文革后得到平反重新复出，担任过文联主席。**副部长等职。
图为批斗周扬。
